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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古代的文字狱案最早见于西汉时期，而最残酷的莫过于满清时期。所谓的“文字狱案”，其实几乎清一色全部是冤案，是典型的因文字被有心人利用，采取断章取义、曲解含义、牵强附会等方式，从而达到陷害他人的目的。简单列举一下历史上历朝历代较为著名的文字冤案。

　　汉朝：杨恽《报孙会宗书》

　　根据《汉书》记载，司马迁外孙杨恽因故被汉宣帝下狱，后被免为庶人，其友人“安定”郡太守孙会宗劝其应当闭门思过，不应宾客满堂，饮酒作乐，杨恽给孙会宗写了回信，这就是《报孙会宗书》。最终杨恽再度被告后下狱，而从其家中搜出的《报孙会宗书》中多有对皇帝的怨恨之词，因而令“宣帝见而恶之”，最终被以大逆不道的罪名而腰斩。

　　魏晋南北朝：嵇康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、国史之狱

　　1、嵇康：“竹林七贤”之一的嵇康，司马昭召其为幕府属官，他却作《与山巨源绝交书》拒绝出仕，导致司马昭“闻而恶之”，再加上钟会等人的诬告，最终被斩于东市。

　　2、国史之狱：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(公元450年)六月，大臣崔浩因主编的国史中揭露了北魏统治者拓跋氏祖先的屈辱历史，从而触怒皇帝，被太武帝下令族诛，同时被连坐的还有崔浩姻亲范阳卢氏、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，史称“国史之狱”。

　　宋朝时期：奏邸之狱、乌台诗案、车盖亭诗案等

　　宋朝的文字狱也比较多，且在宋高宗时期达到顶峰，而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奏邸之狱、乌台诗案、同文馆之狱、车盖亭诗案、胡铨奏疏案、李光《小史》案、《江湖集》案等等。

　　1、奏邸之狱：庆历四年(1044年)，夏竦等反对派挑起了针对改革派的党争，其中多有利用文字,诬蔑新政官员为“朋党”、“结党营私”，最终导致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被贬出朝。

　　2、乌台诗案：此事与王安石变法密切相关。元丰二年(1079年)，御史何正臣上表弹劾苏轼，认为苏轼在移职湖州到任后谢恩的《湖州谢上表》中，有讽刺朝政之语，后经御史台狱受审。苏轼最终被贬往黄州，驸马王诜、司马光和范镇等人也被牵连。

　　3、车盖亭诗案：同样与王安石变法密切相关，虽然是因“诗”而起，但背后却是惨烈的党争。宣仁太后听政之后，重新启用旧党，排斥新党。元祐四年(1089)，元祐党人利用高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，捕风捉影，对整个新党集团进行了一次斩草除根式的清算，也是北宋开国以来朋党之争中以文字打击政敌面最广、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狱。最终导致章惇、韩缜、李清臣、张商英、李德刍、蒲宗孟等人全部被贬。

　　明朝时期：洪武文字狱、方孝孺案

　　明朝的文字狱大多发生在洪武年间，很多人因一两句诗被杀。明成祖时期则主要是围绕建文帝和方孝孺等人的文字狱。其他皇帝在位时期则较少。

　　1、洪武年间：翰林编修高启因“小犬隔墙空吠影，夜深宫禁有谁来”被腰斩，御史张尚礼因“梦中正得君王宠，却被黄鹂叫一声”死于狱中，佥事陈养浩因“城南有安妇，夜夜哭征夫”被溺死，兖州知府卢熊因把“兖”错写成“衮”被杀，中书詹希原因给太学写匾额时“门”字少了一勾而被斩等等，诸如此类因一两个字或一两句诗而被杀者极多。

　　2、方孝孺案：方孝孺被杀后，朱棣下令“藏方孝孺诗文者，罪至死”，而凡是与方孝孺或建文帝有关的文字也全部都不允许路面。如永乐三年十一月，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诗文，被斩;永乐九年，黄岩县告发有人持建文时士人包彝古所进楚王书，下法司严惩。

　　清朝时期：文字狱大兴

　　清朝的文字狱简直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，尤其是到乾隆时期，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中国传统文化，也因此而变得扭曲变形。鲁迅曾对此言道，“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”。而在清朝的数百次文字狱中，最为著名的则主要有以下几例。

　　1、黄培诗案。发生于康熙五年(1666年)，原本是亲戚家族年轻人的一次口角，却被黄元衡利用，诬告黄培私下刻印并收藏“悖逆”言论的书籍诗文，先后导致黄培、顾炎武等十余人被捕，后又先后牵扯进去三百余人。随着事态的扩大，此案最终惊动皇帝，成为了当时的一件大案要案，山东总督、巡抚先后奉旨审讯。此案最终导致黄培被杀，而因为黄培的大包大揽，加上其他人的营救，顾炎武等人最终幸免。

　　2、《南山集》案。翰林编修戴名世因对清廷篡改明朝历史不满，逐自行编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《南山集》。该书刊印十年后于康熙五十年(1711年)被人告发，康熙帝震怒，下至将戴世明凌迟处死，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全部被斩，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全部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，戴氏同族凡是有职衔者一律革职。方孝标、汪灏、方苞、王源等人因参与《南山集》同样被杀，方正玉、尤云鹗等人因捐资刊印，导致本人及其妻、子被流放宁古塔。此案先后牵连三百余人，后因康熙帝心存不忍，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，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、方家都流放黑龙江，方孝标已死，但仍被发棺戮尸。

　　3、“清风不识字”案。雍正八年(1730年)，翰林院庶吉士徐骏因在奏章中错把“陛下”的“陛”字写成“狴”字，被雍正革职。随即派人调查，后又在徐骏的诗集中发现了“清风不识字，何事乱翻书”、“明月有情还顾我，清风无意不留人”等诗句，于是雍正认为徐骏这是存心诽谤，以大不敬之罪叛其斩立决。

　　4、“维民所止”案。查嗣庭在江西做考官时出了一道“维民所止”的题目，这句出自于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邦畿千里，维民所止”的题目，雍正却认为“ 维止”两字是“雍正”两字去了头，因而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，查嗣庭被满门抄斩，家族被株连者达几十人。

　　5、伪稿案：乾隆十五年(1750年)前后，民间盛传一封孙嘉淦写的奏稿，因稿中直指乾隆“五不解，十大过”，并将当时朝中的大臣全部进行了斥责。当时全国上下各省几乎全部争相传抄，直到次年六月流传至云南后，被上奏于朝廷。乾隆顿时大怒，下令彻查，然而“伪稿案”连续被追查三年，至少上千人被牵连入案，其中仅四川一省就有两百八十余人因传抄伪奏稿而获罪下狱。但由于该稿流传甚广，即使调查了三年，却仍然无法搞清源头，最终只得杀了几个替罪羔羊了事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谢济世案、陆生楠案、吕留良案、屈大均案、王锡侯《字贯》案、徐述夔《一柱楼诗集》案、“古稀罪”案等等，也都是清朝比较有名的文字狱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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